真·人间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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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我在《财新》杂志上偶然看到的一篇专栏，充满了带有抽离感的哲思和自省。
我读完久久不能释怀，整个人都超然了。所以也强烈推荐给大家，相信你们也会看得津津有味。
作者的经历也很有趣，人类学博士→出版社老编辑→武当山道士→北京胡同小卖部老板。
我特别向往那些与众不同又有些不着调的异类生活方式，也在公众号里写过几个，比如：
《只有64样家当的断舍离程序员》、《躺平宅家的中年夫妻》、《真·住在公司里的女设计师》、《英年早退的虎扑小哥》、《持仓600支股票的退休大爷》...
如果我没结婚，大概率也是这帮人中的一员。
哦对了，为了防止侵权，来源必须说清楚，本文系转载，原文来自《财新周刊》（第966期），原文链接见文末阅读原文。
以下是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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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的小卖部已经开了两年。
此前，我从一家国有出版社裸辞，在胡同里开了一家卖烟酒零食的小店。尽管收入微薄，却也足够自己从早忙到晚。 开店半年后，我趁着生意进入淡季，关门出去游山玩水。我报名在武当山做义工，没想到正好赶上疫情，在武当之巅的金顶太和宫一住就是大半年。
随着疫情好转，我终于重新回到自己的小卖部。来不及扔掉货架上过期的奶茶和辣条，我就先去社区居委会报到。作为刚从“疫区”归来的人，我恨不能昼伏夜出，以躲开街坊四邻们欲言又止的目光。
没想到仅仅两天之后，北京出现新的疫情，而其中一例感染者的日常活动轨迹就在附近。危机感让大家再也顾不上打听我的过往。看着胡同转入封闭式管理，我赶紧从网上订了几箱泡面、鸡爪、火腿肠，又在附近货站订了酒水饮料，还专门买了个冰柜放速冻水饺。
在订白酒的时候，我犹豫了。一般来说，冰镇啤酒是夏天的畅销品，而白酒囤多了会不会滞销呢？不过，考虑到白酒进价经常上调，我还是订了几箱大众价位的“牛栏山”和“红星”。
后来，随着网络上谣传喝白酒可以抗病毒，店里的二锅头也跟着热销——说什么谣言止于智者，我想：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利益。
进货的同时，我也下单了酒精、84消毒液、洗手液和口罩。除了每天室内外的消毒，我要给新到的货物喷酒精，再里里外外擦几遍。偶尔遇到没戴口罩的顾客，我还会免费送个口罩。作为一个刚从“疫区”回来就又赶上另一场疫情的人，我战战兢兢地开始了自己的日常营业。
疫情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我妈妈滞留小卖部。本来，她拿着退休金搬出了北京，母子俩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次。这次本是来店里看热闹，没想到省际道路封闭，她也就不得不待在了店里。
妈妈的到来，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小店更加拥挤。这不仅因为要腾出一块地方重新搭床板，更主要的是我俩理念不同，使得平静的生活常起波澜。
比如，我喜欢把货架上的商品摆放整齐。这样的好处不仅是美观，而且丢了东西也比较容易被发现。而妈妈显然懒得摆弄这些。有时候，我出门，她看店，等回来的时候，发现店里就像刚遭了抢，到处是零钱，货品东倒西歪；而洗完的衣服，却像万国旗一样挂在货架上迎风招展。我无奈地边收衣服边问：“今天入账多少？”她却一脸茫然地说，“还要记账？”
我明白，妈妈对于自己开小卖部本就不太支持，认为只是疫情时期的权宜之策。而她自己对开店既没有热情，也没有能力。她生活的主题是广场舞、书法班以及社区不定期举办的郊游活动。所以，她对顾客的态度也就比较冷淡，找不到的商品一律说“没货了”，还经常收错钱。一来二去，连她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看店的时候顾客稀少，而我偶尔出门倒个垃圾，身后都能跟回来几个老顾客。
对于这些，我也只能苦笑而过，反正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但在有些问题的冲突上，却让我感到非常闹心。
比如消毒。疫情期间，我关了店门，只留一个窗口对外售卖，并和妈妈嘱咐再三：我会做好每天店内外的消杀工作，但她要记得戴口罩，收到的快递要记得喷酒精消毒，收钱以后也用酒精洗手液擦手。妈妈对此挺不乐意：“这么夸张？我每天在屋里烧点艾蒿不行吗？”
对于开店，妈妈的乐趣在经营之外。比如，她会津津乐道给我讲，刚来买烟的那个老头某年某月娶了个后老伴；门口路过的那个外地人是怎样通过努力一步步在北京站稳了脚跟；隔壁院子新搬来的小夫妻的三舅姥爷和咱家某个亲戚曾经是一个厂子里的同事⋯⋯妈妈以前在居委会工作过，是个名副其实的“西城大妈”。如今不能继续为居民服务，我真替她满肚子的才华感到委屈。
不过，妈妈在店里，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她晒在门外的大葱被偷了几棵，一气之下给小店门口装了监控，并经常坐在门口盯着往来的人们，看谁都像偷大葱的贼。于是，遛狗的邻居不敢让自己小狗随便在门口大小便了，附近的小朋友也不敢跑来敲门“躲猫猫”了。
甚至连胡同里卖啤酒、冰棍的游商小贩都规矩了很多，不敢在小卖部附近吆喝招揽生意。至于此前那些偶尔来捣个小乱的顾客更是乖了不少。
经常赊账的二柱子被她“威胁”去居委会告他的状。二柱子的低保收入要靠居委会审批，因此这个威胁的效果立竿见影，从此二柱子再也不敢提“欠1块啊，下回给你”这样的话。
另外，以前我总不好意思涨价。现在呢，妈妈首先就不答应，说我“低价扰乱市场”。这给了我涨价的决心。其实就算涨了价，店里的东西也没有高于市场均价。但这确实导致一些顾客就不怎么来了。所以我又定了一个“老顾客价”，比如5块钱一瓶的白酒，我给老顾客9块钱两瓶的优惠。虽然这样一来利润更加少得可怜，而且我还得花心思记住“内部价”，但没多久，流失的老顾客就又回来了。
“来啊？”“来！”
慢慢地，我和老顾客之间发展出一套外人听不懂的“黑话”。
比如上面这简短的三个字，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
“您买点什么？”“两瓶啤酒。”
“冰镇的还是常温的？”
“常温的就行。”
“两瓶8块钱。”
“给你10块，找我2块。”
这个买酒的大哥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来买两瓶酒，于是对话渐渐就缩减为：“来两瓶？”“来两瓶！”
甚至再到后来，我一看到他走到门口，就直接拎着两瓶酒迎出去，彼此相视一笑，连对话都省了。
由于很多老顾客长年累月只买某个特定商品，因此很多时候见面不需多问，直接递上他要买的东西，顺便聊两句家常。感觉小店生意就是胡同生活的一部分，买卖关系也是邻里关系。
我甚至和老顾客共同发明了诸多套餐。比如5元套餐是一瓶可乐加两袋干脆面；10元套餐是一听啤酒和一小瓶白酒；30元套餐是一包香烟加一大瓶白酒⋯⋯这些套餐创立的初衷大多是为了找钱方便，时间长了也就固定下来。有时候个别商品涨了价，为老顾客准备的套餐却维持原价。
因此，有时候新顾客会质疑：为什么我买一包烟是11块，他买就是10块？我也只好说：量大从优，下回你要一口气买四盒，我也给你优惠。这种随口胡诌的理由竟然也得到了对方认可。
除了商品固定，购物时间也有一定规律。在每天固定的时段，会有固定的顾客来小卖部买东西。
早上8点40分，几个在胡同里租房的保安小哥下了夜班，路过小卖部停下来买零食；
他们走后，9点50分是“来两瓶”的大哥买酒；
中午12点40分左右，在附近上班的姑娘饭后遛弯至此，买些饮料、零食——她们看过我写的《小卖部的日常》，大概是觉得我经营不易，就经常来照顾生意；
14点之后，邻居们陆续结束午睡，来小卖部买个饮料当下午茶；
而晚饭前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做饭的时候发现没了油盐酱醋或者想在晚饭时喝两口小酒的邻居们让我的晚饭被迫中断无数次；
19点40分，保安小哥上夜班之前，还会来买饮料⋯⋯ 大家每天的定时查岗把我彻底拴在了店里。
这些时间节点迫使我按照大家的作息安排自己的生活，否则就会手忙脚乱。比如，早上如果没及时开门，顾客会在外面敲玻璃，我就不得不一边披外衣一边蓬头垢面跑去开门；
出门买菜没按时回来，邻居会在门口等着，说为了等你这瓶啤酒，我今天午饭都推迟了。做饭的时候，我要一边炒菜，一边不断扭头看门外，一发现有人来买东西，就赶紧关了煤气灶往外跑⋯⋯
时间一长，我无奈地发现，本是厌倦了公司里的考勤和加班，没想到，自己开店也还是逃不出资本定义的工业节奏。也许还是去公司上班容易一些吧？自由职业真不自由啊。
我把日常琐事记录下来发到社交媒体，得到了一些网友的关注。很多人认为，胡同生活就像电视剧里那么惬意与浪漫，而胡同里的小卖部则成了某种情怀的寄托。小卖部仿佛有个虚拟董事会和一群“云经营”的股东，每天通过网络听我述职，并给出各种建议——尽管大部分建议在我看来都不太行。
比如有人建议我在小卖部里卖书，部分实现自己开书店的人生理想。但实际上，胡同里怎么会有人买我那些人类学、社会学的专业书？甚至有时老顾客看到我抱着本书读都会问：这么爱学习，考大学啊？大家对读书的理解就是为了考大学、找工作——不考试为什么还要读书？
再比如，我偶尔会被半夜买酒的人吵醒，于是网友建议我写个牌子标明营业时间。但敢半夜敲玻璃的邻居大多是喝高了的酒鬼，就算清醒时也不太会注意看这类通知公告。
另外，在胡同这个熟人社区里，大家边界感并十分不强，奉行着“得寸进尺”的处世原则，不抗议就是默许——如果你说吵你睡觉了，那我可以嘻嘻哈哈道个歉；但你要是冷冰冰讲什么公民素质、契约精神，那就是你不通人情了。
还有，我吐槽说自己经常被迫代收快递，有时候快递体积巨大，非常占空间，也有时候两三天都没人来取。后来，我就只帮相识的老顾客代收，其他一律不管。有网友建议我开一个收费代收的业务，但我也没有采纳。我觉得，免费帮忙是邻里间的情分，一旦成为收费项目，那就是承担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
胡同是个熟人的共同体，往往情大于理。如同遇到纠缠不清、非要和我砍价的大爷大妈，如果义正词严下逐客令，那可能不仅当事人，就连围观群众都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只有自己听着车轱辘话被说了好几遍才终于连哄带骗把对方打发走以后，“道义”才会站在自己这一方，似乎也就有了下一次冷漠应对的权利。
小卖部里的“工位”，烟酒饮料缝隙中摆着书和古琴。
这是开小卖部两年后我收获的“胡同哲学”。当然，我也并不总是吃亏。老顾客来取快递时大多会顺便买点什么，少则三五块钱的零食，多则十几块钱的香烟，哪怕并不是常抽的那个牌子。
春天香椿卖高价的时候，我收到过邻居送来的刚摘下的香椿嫩芽；冒雨修房子的时候，邻居也主动出来帮忙；甚至胡同里收废品的大哥听说我啤酒瓶短缺，就去找了送我。
有了彼此的信任，大家会接受我推荐的新品。邻居小夫妻会把家里钥匙寄存在小卖部，而且大家也都很放心地让自家小朋友独自来买东西，因为知道我从不给小朋友搞推销、乱收钱。时间一长，记性不好的我却也记住了谁爱喝统一红茶，谁只喝康师傅；谁抽什么牌子的烟，喝什么价位的二锅头。遇到一脸懵圈的小朋友，我都让回家问清楚了再来买。倒不是我道德高尚，而是真怕惹了哪位大爷大妈，回头打上门来自己接不住。
在胡同里，人情关系维系好，小卖部生意不一定好；但人情关系维系不好，那么小卖部大概就离关门不远了。
在社交平台上，我经常收到询问店址的留言或私信，偶尔也有媒体和我约采访。后来我接受了约稿，发表了一些非虚构写作的尝试。出刊当天就有人来探店。
让我困惑的是，第一，您怎么找到小卖部的？第二，工作日⋯⋯不用上班吗？
我一直不愿公开店址，因为觉得小店只是个售卖窗口，没啥好看的。尽管如此，仍然几乎每周都有上门打卡的友邻。有的人碰巧在附近上班或生活，但也有根据照片和字里行间留下的线索逐条胡同找过来的。这其中不乏外地来京短期旅游或出差者。
有人来买根冰棍，顺便打个招呼，有人把寻找小卖部当作某种城市探险，有人来和我谈自己的读书和研究计划乃至人生目标，有人送来自己喜欢的书后扭头跑掉，也有人在远处拍张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顺便@我说自己曾来过。以至于妈妈的业余生活里增加了一项新的乐趣，就是坐在胡同里猜测过往行人中哪些是来探店的。而一些恰巧路过给胡同拍照的游客，因此被妈妈当成了“偷拍客”。
有段时间，有好几批来自某传媒大学的学生，虽然专业不同，但目的大多是为了拍视频交作业。我答应了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拍摄团队，因为想起自己大学时代拍纪录片的艰难，觉得能帮就帮一下。没想到，这个好心带来之后一个多月断断续续的拍摄。再到后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在记录生活，而是在按剧本演戏了。
小卖部带来的人气也勾起了左邻右舍的好奇。一开始，大家会远远围观，后来开始有人牵着狗或者小孙子站在门口，侧耳听我们的聊天。再后来，有些老街坊索性借着酒劲儿加入对话，发表一通人生感悟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看着友邻们略显尴尬的表情，我不禁暗乐，心说：我没骗你们吧？我写的那些都是真的！
当然，关注者的评价也并非全是积极正面。有人说我为了积累写作素材而体验生活，有人说我对不起父母和学校的栽培。好事之徒会“划重点”说北京户口和不交房租才是逍遥自在的资本，还有媒体据此杜撰出我“在东城区有好几套房、资产近亿”的文章，然后我就在评论区挨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骂。甚至没过几天，真有人在小卖部门口探头探脑，说就想看看家里好几套房的人什么样子。我忍不住问他：您是来买房的吗？
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大家对一个胡同里的小卖部充满好奇和向往？对于那些大老远跑来买瓶水的友邻们，我感觉往返交通费都够他们买半箱饮料了。莫非我的小店真有什么特殊之处？恐怕不是。
我觉得，对于很多疲于生计的人来说，“小卖部”是一个滞后于当代的城市角落，但这里保留了他们某些童年回忆和乡土情怀。当大家被工业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时，掺杂了橘子汽水、小浣熊干脆面和卫龙辣条香味的记忆被唤醒了，如同汪洋中小小的孤岛。人们发现，小时候自己花5毛钱就可以在小卖部里得到的一整天的满足感，如今，尽管银行卡里有了5万乃至50万存款，却再也找不到儿时的快乐。
物是人非，故乡已成了近在咫尺的远方。我没有“挥霍”零用钱的童年记忆，也没有关于小卖部的情怀。
我的梦想是开一家人类学主题的书店，但我现在有点庆幸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启动这个理想。也许情怀更适合在赚钱以后给资本做外衣，但我不愿也不懂拿这件外衣去赚钱。
热闹了一阵过后，我开始从暴涨的虚荣心中清醒过来，反思开店的初衷：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精神追求，都和“网红打卡店”无关。我想回到市井生活本来的样子，在胡同的柴米油盐中沉下心来，想想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如果只是换个地方满足虚荣心，那我何必裸辞？
偶尔有顾客问我，年纪轻轻为什么不上班？我说，我这不就在上班么？顾客不信，说你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网友们对我的“不上班”则有另一套解释。在他们眼里，我似乎悠然自得地在小卖部里逃离了社会规训。
有人说我在进行一场“以自己作为方法”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也有人的潜台词是：本地人呗！小富即安，没有压力，有什么焦虑呢？
但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么潇洒，我有自己的焦虑。
比如，我会担心收错钱，但越是紧张，就越容易出错，甚至忘了计算器就在手边。我也担心自己价格不合理，或者顾客要买的东西自己没有，而货物进多了卖不掉也发愁。后来看到妈妈的随性经营，我忽然觉得，其实生活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拧巴，何必那么紧张？收错钱又能如何？小卖部并没有什么高价奢侈品，犯的错误一般也不会超过5块钱。
所以，真正引发自己焦虑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自己潜意识里的完美主义追求。这是一种在面对未知世界时对于失控状态的恐慌，来自于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自卑。
我回想起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上学毕业、国企上班、道观扫地，到现在开小卖部。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烟火气或清静脱俗，内心的不安感始终是焦虑的根源。这种焦虑可能表现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本质上却是在已知中的迷失。
换句话说：不是怕死，而是怕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而这又何尝不是某种时代症候群的根源所在？
有时，我会想起孔子夸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此，颜回是贤人。同样住在陋巷里，我很佩服先贤们的境界，不单单是箪食瓢饮，更主要的是羡慕他们能处理好邻里关系。我不知道，颜圣人的邻居们会不会在他门口泼脏水，会不会半夜吵得他睡不着觉；也不知道，颜圣人每天都处理这些问题之后会不会抑郁、焦虑到怀疑人生，以及还有没有精力读书、做学问。反正我的写作和阅读经常被顾客打断。
就在我敲下这行文字的时候，刚被两个买饮料的快递小哥打断思路。快递小哥热得满头冒烟，匆匆买了一瓶2升的冰红茶，一边摇头说太热了，一边匆匆跨上电瓶车离去。当天北京发布了高温预警。
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小店能在酷暑中给大家提供冰镇饮料，也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然而，快递小哥却更羡慕我每天不被风吹日晒，坐在家里就能数钱。其实，我们都因不堪自己生活的一地鸡毛而羡慕别人的靓丽光鲜。然而，在这个时代，羡慕别人可能只会加重自己的焦虑，又怎能得到真正的逍遥自在呢？
我苦笑着摇摇头，努力拾起刚刚被打断的思路。